生活永远狗血！

 

昨天听到某首歌，小止说很熟悉，我说是五月天的，小止说五月天也老了，我说他们比我小吧，小止说“他们比你大多了好不好？！”

是啊，飞轮海才比我小。

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做着后浪把前浪拍死的沙滩上的时候，不小心回头才发现自己也已经被赶上沙滩了，人生又哪来的永远啊？

 

小止做了她拿手的奶酪蛋糕，我也终于吃到我的生日蛋糕，距离我生日快3个月之后~

 

跟HM说我们可以合写一本书，她说以前我曾经说过这个话竟然还记得，其实我根本不记得，只是现在重新想到这个事，那这本书的

名字应该叫什么呢？有至少有100种可能吧，我说俩个人的思想永远会碰撞出火花，所以马克思才要跟恩格斯一起工作。

 

那天走过礼堂，正在毕业典礼，所有的歌曲、舞蹈、表演、说话都关于离别、不变的感情和6月的伤感。单纯而真诚，他们的脸上

满满得都是对明天的向往，大家都相信今天的一切都会在心里永不改变。可是，这一切真的都不会变吗？明年的今天，也许他们

不再这么想了，其实，一切都会改变，就像我们身处的城市，你以为它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，其实它每一天都在变。可是，我还是

希望我像他们一样，有满满的理想和深信不疑。

 

 

李敖：五四之误 中国站起来 中国人垮了Kusturica发表于

2009-05-11 10:42:50   凤凰
锐评
作者：李敖


五四运动至今七十年了，台湾岛外的朋友，希望我谈谈五四。做为以思想家、历史家自居
的我，也自信能够把这题目彻底的谈一谈，藉以纠正几十年来大家对五四的错误认识。 &
#8232;　　 


我父亲李鼎彝是五四运动后一年进北京大学的，他正赶上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，在巨浪之
中，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，已经无法冷静观察这一运动，再予以评价。奇妙的是，晚他
三十六年的我，却在大江东去，浪淘尽五四人物的边缘，得以冷静的观察了它。胡适、罗
家伦，都是我认识的，五四时代，他们固一世之雄也，但在世乱飘荡之际，他们都局促海
隅，无复当年了。这些凋谢了的身影，更是我观察五四的具体人证，使我在下笔时候，别
有领悟。 
　　 


胡适生前，我写过一篇《播种者胡适》，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“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
是不幸的，那就是五四运动。”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
运动，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，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，
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。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、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
，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，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，才不会一垮再
垮。半路杀出五四运动，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“广为流传”的贡献，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
化运动的“罪人”，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，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
深远的使命了，他们不怕“任重”，但却有点嫌“道远”了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
的本质，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，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，大家都跑
到十字街头，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。 
　


我这篇文章发表后，胡适写信给我，可是还没写完，他就死了。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，
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，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。事实上，胡适
是肯定我的看法的。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，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
年去搞政治的举动，他怪国民党、怪***、甚至还提到“梁任公（启超）他们也抢青年”，
言下不胜惋惜。另一方面，我在《播种者胡适》中提到“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
言”，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，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，“确知陈（独秀）、
李（大钊）和胡适的‘相约’？ 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？”事实上，胡适所写他回国
时“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，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”以外，有一封
失传了的信，便是证据。在张静庐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》甲编中，就收有这封信。信是写
给陈独秀的，中有“若要《新青年》改变内容，非恢复我们‘不谈政治’的戒约，不能做
到。”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，“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，声明不谈政治。”
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，的确是经过相约。不幸的是，这批优
秀的知识分子，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，被政治席卷以去。 
　　 

　　

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，只有在广义的说法里，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
文化运动。而新文化运动，才是五四运动的基础。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所命名的词儿，他
在南方，深思远虑的把眼光投射到北京，他肯定了“一二觉悟者”所引起的“思想界空前
之大变动”。他写信给海外同志，告诉他们“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，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
”，他极力赞美从北方起来的那个变化。可惜的是，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变化过程中，
就先政治挂帅了一切。于是，五四变成了一条岔路，“吾党”应五四而兴，五四却完了。

　　 
　　

为什么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条岔路呢？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虽然是“德先生”（民主
）与“赛先生”（科学），但是达成这些主流的基础，不是别的，乃是个人的解放。而个
人的解放的前提，乃是思想的解放。五四运动以后十六年，胡适写《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
》回忆说：“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，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，意义上只
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。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‘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
，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’的原则了。他后来办北京大学，主张思想自由
，学术独立，百家平等。在北京大学里，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和陈独秀、钱玄同等同时
教书讲学。别人颇以为奇怪，蔡先生只说：‘此思想自由之通则，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
’这样的百家平等，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。 ”
　　 
　　


但是，思想解放的达成，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（Individuality）的“健全的个人主义
”。胡适回忆：“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（Ibsen）的著作，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
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。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：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，就是
易卜生说的：‘你要想有益于社会，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。’第二
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，像易卜生的《国民公敌》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‘贫贱不能
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’。”因为信仰“健全的个人主义”的人们深信：“一个新
社会、新国家，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，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。”而这种“
健全的个人主义”，在十多年后，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，“其实就是‘自由主义’(L
iberalism)。”


不幸的是，五四运动以后的“吾党”，却丢开了“健全的个人主义”，而走上集体主义的
路子。国民党也好、***也罢，他们都“以俄为师”，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，而
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，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。胡适回忆：“苏俄输入的铁纪律
含有绝大的‘不容忍’（Intoleration）的态度、不容许异己的思想，这种态度是和我们
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。”由此可见，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、还是左派的**
*，他们左右逢源的、“吾党所宗”的，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，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
的路子。而这种路子，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，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。

　

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“启蒙”，是思想的、文化的、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；五四运动的主
题是“救亡”，是政治的、进而拥党自肥的、洗别人心革别人面的。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
觉下，举国若狂，认为时不我与，而要中风疾走、结党营公，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问题是
，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，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？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？戊戌政
变时，与康有为同为“救亡”人物的王照，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：“戊戌年，余与老康讲
论，即言‘……..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，渐渐扩充，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，再行一切新
政。’老康说：‘列强瓜分就在眼前，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？’迄今三十二年矣。来得
及，来不及，是不贴题的话。”照王照的意见，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，可是当年若不
“救亡”而去救小孩子，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则三十年后，民智大开
，思想解放，个人解放，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、第三代中国人，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。
当然，王照这种迂腐之论，谁也不要听他的，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、缓不济急了。这
种忧虑，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，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
挂帅里。结果，经过三十年的折腾，收回了台湾，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，
对俄引狼入室、对日以德报怨，满目疮痍之中，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、左派布尔
什维克的***得到大陆。中国人付了几十年“救亡”的代价，最后，中国站起来了，可是中
国人却垮了。 
　　 
　

中国站起来了，可是中国人却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几十年的浩劫下，中国人在思想解放
、个人解放上，已经面目全非、奇惨无比。从外在的压力看，中国人陷入集体主义的制度
下，殊少个人的自由和显示个性主义的条件；从内在的突破看，中国人中的匹夫匹妇固然
氓之蚩蚩多是混蛋；至于其它出类拔萃之士，在“冲决网罗”（谭嗣同语）方面，表现得
也一塌糊涂。五四于今，七十年了，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精神，又在那里
？海峡东岸的出类拔萃之士，还在国民党老神在在下，曲学阿世又阿当道，不敢攻击三民
主义，有的还妄想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”；海峡西岸的出类拔萃之士，虽然思想解放、个
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觉悟，但是因为几十年的教条污染，这种觉悟，还处处留下污染的痕迹
而不自觉。一般说来，水平实在不敢恭维。他们跳来跳去，以为自己跳出来了，其实还在
如来佛的掌心里。他们著书立说，处处不脱马克思的心传与唯物的独断，虽然他们口口声
声在争自由民主。海峡两岸的出类拔萃之士按说不该像匹夫匹妇那样混蛋，但是，他们又
高明多少呢？ 
　　 


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？根本的原因，是在思想解放、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。七十年前的
新文化运动，还没生根发叶，就“根株浮沧海”了。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，在思想解放、
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，本欲度人，结果尚不足以自救。天下不危，岂可得乎？ 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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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，从事新文化运动，在标榜的项目上，虽不周全，大致不差。但是由
于他们本身也在摸索中前进，所以矛盾时出。以急先锋陈独秀为例，他气壮总胜于理直。
他大刀阔斧论古典主义之当废，但却同时盛誉古典主义而不自知；他明白宣布“相信尊重
自然科学实验哲学”，但却误以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；他说实验哲学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
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，并希望两者能成为联合战线，其实是完全错误的。辩证法
是达尔文演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，实在不是什么科学，但是陈独秀却不知道，他的徒子徒
孙也不知道。陈独秀后来带头替中国选择了共产主义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丽的、伟大的
、无懈可击的，并且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一贯好梦。《礼记》中“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
不必为己”，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“各尽所能”吗？“贷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”，
岂不正是共产主义的“各取所需”吗？但是，把这么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的境界，施之于
匹夫匹妇，又如何可行？此难怪中国人读了两千年《礼记》，结果却只能读不能行。陈独
秀不知国货的共产主义不可行，反引进洋货共产主义，他的徒子徒孙且以可用阶级斗争的
方法，一蹴而就于先，再阶级专政于后，期得长治久安，殊不知此非深知马克思者也。马
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，依然逍遥健在，而共产主义亦不得不明暗之间，走资以求繁荣，
可见教匹夫匹妇去做圣人，志士仁人实有力不从心之苦。七十年前陈独秀的带头误以唯物
辩证法是科学，证明了他错认“赛先生”。新文化运动人物以“冲决网罗”的思想解放、
个人解放为天下倡，但他们自己，却身陷新罗网而不自知，五四之为岔路，此为最大明证
。 
　　 
　　


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，在思想解放、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，又岂止陈独秀
？他们之中，不论上层或下层，在为中国导向上面，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。例如鲁迅，
在当时，他的思想竟是反对“自由平等之念，社会民主之思”的，他不但反自由民主，并
且连代议制度都反，这是什么头脑？又如***，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，还在长
沙大公报上鼓吹“湖南独立”、主张中国应“实行‘各省人民自决主义’，二十二行省、
三特区、两藩地，合共二十七个地方，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。”而湖南本身，要建立“湖
南共和国”，以免“湖南受中国之累”！这又是什么头脑？ 
　　 
　　


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、乱带路的现象，都显示了他们的“目的热”，往
往造成了“方法盲”，原因无他，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、个人解放上，火候不无可议，热
情有余，沉潜不足。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，因而劝人多谈
问题少谈主义，其眼光锐利，确在他人之上。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，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
宣称：“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
社会主义。”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。可是二十七年后，他公开忏悔了，公开忏悔
他“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；在当时，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
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”。他说三十多年来，“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，拿国家极大
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；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、集中营，非用政治犯、强
迫劳工，非用极端的独裁，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。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、经济的大
实验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，给我们一个教训。”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。“在外国
，如在美国，现在有好几个杂志，最著名的如《自由人》（Freeman）杂志，里面的作家中
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***的，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，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、自由主义
的经济制度。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，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
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，使我们引起觉悟──包括我个人，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。
”由此可见，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，在为中国导向方面，也未尝不一时错认“德
先生”，而有以误入歧途。连胡适都如此，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 ! 
　　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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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多世纪来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为祖国带路，试验过君主立宪、试验过开明专制、试验
过保皇、试验过革命、试验过勤王复辟、试验过再造共和、试验过新华春梦、试验过金陵
春梦、试验过北京红楼梦。什么都试验过，只忘了试验一件事，就是帝国主义统治香港那
种调调儿。结果呢，一个多世纪的比赛下来，试验出来最成功的，竟是帝国主义下的香港
！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国人，但在洋鬼子的统治下，居然创造出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地
区，在全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，它还能维持生产总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长、还能成为全世
界第三个金融中心，更重要的，在繁荣以外，它给了中国人充份的言论自由。结果比赛下
来，他们的“殖民”待遇，都胜过我们的“大国民”水平。连起码的自由与繁荣都远胜于
中国人自己的统治，这种国耻，比香港割给英国更丢人吧？有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除了“
以做中国人为荣”外，其它能引以为荣的，竟不堪枚举，除了“爱国”、“民族”、“光
荣”、“大义”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，简直没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实绩了，做为中国人，
这不太可怜了吗？设想当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国，岂止香港，连整个中国都割给英国，一个
多世纪下来，中国人是不是也不错呢？我看至少至少，不会比国民党统治更坏吧？当然爱
国者会说：这是什么话！我们不要做亡国奴！但是，另一种声音我们也不妨想想：许多时
候，做了亡国奴的自由与繁荣，竟比做一个政权的家奴还象样，这又怎么说呢？富兰克林
说：“那里有自由，那里便是我的祖国。”这种声音，岂不也值得我们比比吗？ 

　　 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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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宵禁”终于结束，终于可以用space了。

 

      终于传闻央视新闻联播要“变脸”了——“《新闻联播》正在进入一个区别于以往严肃、拘谨的时代，而变得更为亲民。”

据说从此新闻联播将不再那么肃穆，而会变得更加活泼，我们期待亲民也期待真正的活泼。

     只是，这首先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空间，所以，我不禁又期待“联播”时代何时能终结，每个地方台的解放啥时能

到来，那时，我们的新闻才会真的活泼吧。

     总之，大家拭目以待吧~

 

 

孩子应该天天过得跟过节一样，家长和老师都不对孩子无理取闹、胡搅蛮缠。

儿童节应该属于全世界所有人，那天所有人都可以像孩子一样，胡闹、玩耍、大笑、翘班、不说谎话。。。

 

这样人类才能离理想更近，离真理更近。